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公布，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68位；房产大亨王健林登顶201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值得喜悦的是，榜单上的富豪大多数分布在消费品和服务业、制药和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以及互联网等行业。在前十位富豪中，除了王健林和杨惠妍是房地产领域外，其他8位都是实体经济行业,特别是新兴高科技的互联网行业有李彦宏、马化腾和马云三位,这是一个令人喜悦的变化。

从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也窥见一些不容漠视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财富越来越集中了，甚至已经背离了宏观经济走势的支撑力量,折射出中国财富的迅速增长与中国经济的放缓之间似乎存在脱节。在经济增速从9%放缓到7.5%左右的情况下，今年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168位，相较于前一年的113名出现大幅提升。中国排名前400位的富豪，总财富达到34746亿元人民币，飙升35%；前100位富豪的净资产总计19276亿元人民币，激增44%。

同样在今年9月份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过去一年里，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上升了25%，达到315人。根据这个排行榜介绍，中国身家最高的一千名富豪资产总量在去年上升了27%。上榜企业家中有559位在过去一年内财富出现净增长，而在上一个报告年度中只有291位。今年报告中的百亿富豪人数比去年增加29位，达到149位。

显然中国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正在加剧。以胡润富豪榜来说，上榜富豪的资产门槛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将近11倍，上榜者总财富占GDP的比重由2003年的2.5%上升到2012年的6.6%。

相比之下，来自中国的官方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7703元增长到21810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476元增长到6977元，增长2.82倍。而统计显示的只是未将物价因素计算在内的名义增长。

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过去十年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2012年为0.474。这组数据公布后，曾有中国体制内学者质疑说，中国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很难准确统计，因此中国目前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官方公布数据反映的更大一些。

以上种种折射出精明的企业家获利能力在提升，更折射出中国内地贫富悬殊在迅速扩大，实际收入差距与绝对公平收入曲线的偏离度正在扩大，基尼系数仍在攀升。中国内地正在出现美国上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出现的“赢者通吃”的状况。

财富过度集中，贫富差距过大，不仅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阻碍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2013年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希勒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因此，中国富豪数量和财富总量迅猛增加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这种财富过度集中现象又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负拉动力。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财富分配不均掣肘经济转型

在经济层面，观察人士警告说，中国惊人的贫富差距大大抑制了内需，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市场无法充分拓展，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且和中国政府试图转型经济的努力背道而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8月底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在包容性方面，甚至低于很多拉美和亚洲地区的其他新兴经济体。这份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卫生和教育公开开支、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提高居民收入GDP占比。报告说，这些改革措施既有利于缩小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

中国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最主要的弊端是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他说，中国目前税制主要建立在消费行为上，因此导致富人并未因为富有而多交税，穷人也并未因其贫穷而少交税。中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中，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的间接税种比例接近70%，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占比约为25%。

贫富差距导致民间仇富情绪越来越强烈

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民间的仇富情绪越来越强烈。大到劫杀富人，小到名车被砸等各类仇富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一些涉及富人或富人子女的争议事件常常激化成群体抗议事件。

中国问题学者程晓农认为，准确地说，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并非针对财富本身，而是对中国富人敛财的手段强烈不满。

他说：“在今天的中国，富豪们起家都是在过去30年内完成的事情。 哪怕就是采金，也没有办法随便掘得一桶金，在一夜之间成为富豪。更何况是经营企业，所有财产都是一点点的日积月累。西方的很多企业家富豪也是经过很多代以后积累起来的，很少有人一夜暴富。但在中国，发横财是普遍现象。老百姓也很清楚，发横财的过程里面充满了权钱勾结。”

近年来，多位中国体制内学者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出现结构化和固定化，中低阶层民众发现，改变自己和后代贫困状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种绝望和无助感也加剧了民间的仇富情绪。

包括富裕阶层部分成员在内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当社会中有缺少相对公平和合法的致富渠道时，透过违法和暴力手段获取财富必然会威胁到所有社会成员，也包括富人在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将直接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

今年的富豪榜提醒中国内地，到了出台强有力措施遏制财富越来越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了。

而面对悬殊的贫富差距，我们也许仅能通过国家福利的方式去普惠大众与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其一，由于我国国情所致，劳动群体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劣势，缺少议价权与维权体系，因此靠市场的自动调节来实现贫富差距的缩小是不现实的，对市场的放纵只会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二，国内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不健全，慈善组织乱象频生，慈善总额较少，且我们仍处于穷人互助的阶段，难以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其三，公会组织已经变成了纯粹的体制内福利机构，体制外的公会形式化严重，难以维护职工利益。其四，不论是政府的最低工资指导线，还是各地纷纷出台的收入倍增计划，都会使得群众收入增加效果在以此引发的物价上涨过程中被抵消，而且政府主导的收入倍增本身也会是不公平的源头。

所以，当前能解决贫富差距的手段也只有国家福利一条路可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三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我们本身的国家福利是很薄弱的，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的支出很低，特别是在教育支出上尚不如非洲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第二个基础是财政有能力实现大范围、高标准的国家福利，奥运花8000亿、世博6000亿、大运3000亿、干部疗养病房花了6000亿、三公消费9000亿，搞个全民医疗需要1600亿的时候说没钱，是很扯蛋的事。第三个基础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后这十余年的实践，我们已经证实了用工资去追物价很不靠谱，工资发的越多物价上涨就越快，富士康某厂刚宣布了三个月后提薪，第二天周边的各种价格就涨起来了。

因此，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国家福利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各项生活支出，加大公共产品的供应，降低水、电、暖、网等产品的供应价格，间接的提高群众收益，让再贫穷的人都可以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才是最有效可能也是我们唯一有效的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所以，一只手加强国家福利，另一只手坚决反腐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上资料文字来自：《北京青年网》、《搜狐博客》、《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