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云压城
    张国庆又是为何非要获得万科的控制权呢？原来，1993年万科发行B股，本来选定了渣打银行做主承销商，但是中途因为各种原因，主承销商的位置最后不得已给了当时刚由张国庆主持成立的君安证券。张国庆本想靠着万科B股的承销大发一笔，但没想到，万科B开盘后不久就破发了，君安也因此挤压了不少万科B股。 [阅读全文]
    果断停牌
    好在王石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作为一名“儒将”，王石历来处变不惊。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思索之后，王石迅速拿起电话，给远在美国、加拿大、北京、青岛、海口、深圳等地的13名董事打电话。在获取了多数董事的支持后，王石又紧急联系万科管理团队，商量对策。王石很清楚，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反击，那么一旦对方夺权成功，万科股价上涨，君安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一举三得……[阅读全文]
    股权之争结束
    4月4日，星期一。停牌4天后的万科复牌。果然未出之前所料，万科没有出现大家担忧的快速上涨，股价表现异常平静。就这样，1994年的这场权利大争夺，仅仅过了5天，来如山倒，去也如闪电。但这次事件却给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担忧。多年后，王石在自传中回忆说：“此役君安没有得逞，但梁子却从此就结下了！” [阅读全文]

    熊市危机
    尽管股市从93年初开始就呈现下跌迹象，但新股发行的脚步却一直没有停歇。1994年初，沪指在多重压力下，终于跌到了800点以下。1994年春节期间，管理层发出一些利好表态，但市场并不买账，认为大多讲话是老调重弹。终于，春节过后，上证指数收盘创下了两年以来的最低点：754点。面对如此窘境。沪深两市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阅读全文]
    “四不”救市政策出台
    3月14日，参加上海证交所会员大会的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宣布四条新规：新股半年内不上市，94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这四条新规，由于每句话中都有一个“不”字，所以被称为“四不”政策。“四不”政策给市场带来了短暂的利好。政策宣布当天，沪深股市大幅反弹，上证指数涨幅超过9%。 [阅读全文]
    “三大政策”掀起狂潮
    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决策》。决策包括三大内容：当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三大政策并没有改变股市在长期的升跌节奏，但是毕竟它作为一只有力的手，将股市从大熊的手中拖了出来。1994年的救市政策说到底，还应该是对前两年滥发新股的一种拨乱反正。 [阅读全文]

    笔者之所以一向反对政府不恰当的“救市”言行，是因为深刻地认识到：股价虚高才是导致投资者亏损的根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是必然的；买了高价股票，赔钱就是必然的。政府“救市”是在维持高股价，再度激发起投资者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只会是诱导投资者进一步上当、赔钱。
    中国股市恢复设立以来，每当熊市来临，都会有讨好公众的“专家”跳出来疾呼“政府要救市”，首当其冲的建议就是要“暂停发行新股，让股市休养生息”。这种论调也往往会引来不明真相的中小投资者一片叫好声，监管者也一次次地将暂停新股发行当做“救市”的“利好”手段推出。
    如果管理层真是按照“割韭菜”的逻辑，把股民当傻子，而把股市当做少数人转嫁风险、“圈钱”、“骗钱”的场所，那么“高价发不出去了，就暂停下来，等价格上去了再发”——这固然最符合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却牺牲了投资者、正当竞争的企业甚至国家的利益。比如，在股价处于高位时，疯狂地发基金、发新股、炒新股，９４元的中国神华、４８元的中国石油，２２元的紫金矿业……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而股价处于低位时，暂停发新股，结果便宜的中国移动、中国石油股票只好远赴重洋，卖给外国人。相反，如果管理层确实是把股市当做投融资的场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在股价相对便宜时暂停新股发行。除非管理层成心不想让投资者买到便宜货，成心不想让投资者赚钱——多么可怕的逻辑，这显然和其宗旨“保护投资者利益”背道而驰。
    的确，在股市低迷期间，股权融资的成本提高，整体上看企业发行新股融资的积极性并不强。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所有企业都是如此。恰恰相反，当经济处于低迷甚至危机时期，有许多企业由于资金短缺而迫切需要融资；还有一些企业希望能融得巨资，趁机进行收购、兼并。总之，在利润下滑、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资产价格便宜的时候，股权融资可能反而意义更大；这同时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更好、更便宜的机会。这时候的股票发行恰恰最能体现股市特有的投融资功能。如果监管层仍然是出于调节供求、稳定市场的角度考虑，致使新股发行实质上的暂停，那么，这种做法就令人质疑了。 [我来说两句]